群众利益无小事包不包括“大姨妈”：作协主席吴克敬该不该降他一个副科级

近日一名被安排于酒店隔离的西安女子，因来月经没卫生巾哭着向防疫人员求助的视频在网络流传。视频中女子哭诉孩子一直在饿肚子，她也因每日饭菜凉而月经提前。陕西省作协副主席、西安作协主席吴克敬发文批评女子道:"疫情当前什么矫情，小姐作派！自己什么时候用卫生巾都不清楚吗?"

吴克敬是这样指责的：“你自己有没有卫生巾，什么时候用卫生巾，自己一点都不清楚吗？而在紧要的时刻，还要苛责别人不能上门给你送！疫情当前，什么矫情，什么小姐作派，是没有用的，别人才不会惯着你，任由你大喊大叫！有些人，同样也是女人，却让人想要诟病了呢。”

倘若早上个十几年二十年，吴克敬身为省作协副主席的厅局级领导干部，借十个胆八个胆量他也不敢出此狂言。“群众利益无小事”是那个时候的主旋律。只有偷着做，谁也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胆大包天这么说 。

今天在这里，秦爷只想问一句，请吴克敬竖起耳朵听着：“大姨妈”又不是小姨妈，女人来了“大姨妈”到底是不是群众利益？

卫生巾是一战期间在法国服役的美国女护士发明的，去年正值问世100周年，被誉为“二十世纪影响人类的十大发明”之一。可着全世界都把“大姨妈”当大事。可惜的是直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竟不生产一片卫生巾，拿豆包不当干粮，拿“大姨妈”不当回事。

改革开放之初，一些外国妇女来中国旅游，遇到了一种不大不小的麻烦，那就是在她们有需要的时候，却意外地发现中国没有卫生巾，这使她们颇为尴尬。消息传到上面，有关部门决定拿出宝贵的外汇进口卫生巾，那是1982年。

不久，北京造纸十一厂从日本引进了中国第一条卫生巾生产线。原北京造纸十一厂的郝治厂长见证了卫生巾来到中国的过程。郝治说，产品生产出来以后遇到新问题。刚开始，他们的卫生巾卖7角钱一包，一包16片。而当时妇女常用的妇女用纸一包只卖1角7分。相比之下，卫生巾可就是高价的奢侈品了，一般妇女既不了解，也不习惯它，更是承受不了那样的凶价。因此，产品销不好，企业出现了亏损，直到3年以后，情况才好转。第4年之后，这条生产线创造了月产105 吨的产量，赚回了投资。

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没有卫生巾，那用什么呢？贫穷不堪的农村可想而知，城市的情况比农村要高级一些，普遍用卫生纸。北京市的卫生纸大都是由“福绥境街道造纸厂”或“东北旺人民公社造纸厂”生产的1毛5一卷，妇女经期用的条形卫生纸是1毛7一包。质量如何，谁也不知道。那时报纸上从来不曝光产品问题。所以老百姓也就从来沒有什么质量概念。

可以说，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年代，除了极少数人可以特权进口，女人来了“大姨妈”，几乎都成了苦命丫头。感谢改革开放吧，让中国才使上了卫生巾，“大姨妈”升级了改朝换代，中国妇女才享受了“小姐气派”。

突然而来的疫情隔离令人始料不及，从政府到百姓谁都没长后眼。群众利益无小事，老百姓有了困难，不找政府又去找谁。

不就张口要了个卫生巾吗？该当何罪？难不成这也是“寻衅滋事”？靠！连这点小民疾苦都不侬不饶横加抨击，吴克敬这样的厅局级官员德行根本不配，绝不能惯着他任由下去。秦爷建议：端正官风杀鸡儆猴，降他一个副科级……